1948年7月16日，我中原野战军攻克襄樊，俘虏第15绥靖区司令康泽。
康泽原先是国民党最大的特务头子，地位曾在戴笠之上，后来去主管三青团才把头号“锦衣卫”的交椅交出。他还是国民党第六届中执委之一，权势之显赫及受蒋介石信任之深他人难比。只是国民党内有些后起者争宠，蒋介石暂时把他外放一下，也让这个特务头子和三青团首领在履历上增加些军功。殊不知刚到襄阳，中原野战军就向该城发起进攻，康泽的表现立即让蒋介石气得七窍生烟。他并没有什么军事才能，自上莫斯科中山大学时就一心研究反共理论。回国后就专搞特务和党务，和军事几乎没什么接触。结果解放军的炮一响，他就两眼一抹黑，抓瞎了。没办法，只好一下打电话、发电报向蒋介石求救兼求教，甚至连一挺机枪、一门迫击炮放在哪都需要请示南京。远在千里之外的蒋介石虽然下达了诸如如何防御山炮等一系列战术上的指示，可是也挽回不了局面。
当解放军攻进城时，康泽唯一的招数就是洒币——将大把大把的钞票发给官兵，要他们死守死守再死守，顶住顶住再顶住。一开始这洒币的招数还管点用，但随着解放军攻势越来越猛，就不灵了。因为国民党底层官兵们觉得，为这些快速贬值的法币卖命太不值得了。有个军官喊：“我们不打了！他们在南京享福，我们为什么在这里卖命？”这一声大喊威力堪比解放军的大炮，许多官兵立即响应，纷纷表示“我们不打了，我们要投降。”并公推了几名代表去见康泽，要求下达停止抵抗以保全大家性命。要是在过去，如此对“党国”“大逆不道”的行为，康泽早就“格杀勿论”了，可是在这众叛亲离的关头，他也失去了主意。据目击者回忆，头戴着个大钢盔，一脸哭丧像的康泽对众人的投降请愿一言不发，随后就放弃指挥，钻进碉堡不出来。
此时，襄阳的地方父母官——行政专员李朗星更好玩。解放军刚开始进攻襄阳的时候，他穿着整齐的中山装，表示“要和襄阳共存亡”，甚至大言不惭的对康泽说：“从前史阁部（指史可法）在扬州殉国，扬州太守任民育是穿起整齐的官服，在知府衙门大堂上成仁的。今将军忠胆如铁石，朗星窃欲效任民育，俾他年与将军同传耳。”这番话，是要康泽充当南明那个抗清殉国的史可法，自己则要当那个同时殉难的太守任民育，以便将来两人“名垂青史”。可康泽并不愿意当史可法，他钻进碉堡下面的地道里，脸上涂了一脸血装死。被解放军搜出来后，第一句话居然是要找“贵部医生”，可见他非常怜爱自己的生命和健康。
那个李朗星呢？大话说完，也没有学“知府衙门大堂上的任太守”，而是将中山装一脱，换上早就准备好的破旧的、前后胸都有斗大红十字的制服，大皮包里早就准备好了纱布、药棉、红药水，化妆成卫生救护员混在难民中溜之大吉。后来他还随国民党逃到台湾省，住在台中市，生活穷困潦倒，周围知其底细者还常以“任太守”之称相讽之。李朗星不久因家庭囧境上吊自杀。当时台湾有人讽刺说：“他这一吊，吊错了地方。如果不是在台中市而是在襄阳行政专员公署的办公室上多好啊，其灵位肯定会被放到忠烈祠的。”
襄阳被攻克后，蒋介石最担心的就是自己的爱将康泽。见几天没消息，他想当然的认定康泽一定是为“党国尽忠成仁”了。7月22日，国防部政工局局长邓文仪宣布：“第15绥靖区司令康泽于襄阳城中业已殉难。”同月下旬出版的《新闻天地》登载了蒋介石在军事会议上的讲话，其中称：“据总统说，他所了解的康泽，是不会被俘的，很可能像张灵甫那样壮烈的成仁。”
国民党正欲宣传康泽“壮烈成仁”的“典型”时，新华社发表了康泽被俘的消息，并发了照片（见图片）。牛既然吹了，而且被吹破了，总需要找台阶下。于是国民党宣传机构就“退而求其次”，又编造了“康司令官欲自尽时手枪被打落”的情节，还称其“被俘不屈，折磨致死”。可很快这位康司令官又出现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戳破了国民党宣传机构的谎言。没办法，只好再“退而求其次”。1962年蒋介石在台湾国民党党务工作会议上甚至还绘声绘色的称“康泽同志在大陆被俘囚禁之中，十几年来抗节不屈，大陆隆冬天气，可是他还是破衣一袭，寒彻骨髓。”打脸的是，第二年，大陆公布特赦战犯名单中，康泽又出现了。在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并在香港和海外上映的纪录片中，人们清楚的看到，特赦大会上康泽满面春风，身上也不是什么破衣一袭，而是穿着政府发给他的新衣，对宽大处理表示感激，毫无“不屈”之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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